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2019年04月15日 13:11

    第一,一国之母语。母语是强化国家认同、深化社会融合、扩展国家利益、体现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最重要事物之一。第二,一国之历史文化经典。一国之立国之志、治国之法以及民众生存经验、哲学智慧、宗教精神,皆凝聚于往圣先贤世世代代创造的经典文献和掌故之中。此种精神文化血脉,是一国之生命,一国之根本,也是一国最最宝贵之教育资源。如果一国精英主动摒弃此一资源,改而选择他国历史文化、经典文献与掌故作为主要教育资源,此乃主动将自己的民族国家,改造为他国实施教育殖民、文化殖民之苑囿。久而久之,将有可能使一个伟大民族自愿沦落为他国之附庸。第三,服务于一国当前经济建设、生产活动之需的科学知识、劳动技能。此种科学知识、劳动技能,人类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二是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要健全覆盖城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大对中西部教育支持力度。要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学校布局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层次类型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要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改善人力资本状况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今年高考报名考生942万人,就已经让外界惊呆了。要知道今年俄罗斯高考人数是72.5万,德国和韩国去年高考人数分别为43.27万和64.06万。而人口还达不到942万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至少有上百个。今年全国高考人数虽然比去年多3万人,但外界还是强调中国高考“自2009年报名人数连续5年下降”这一背景。德国全球新闻网8日称,北京今年高考人数比去年又少2000人,越来越多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国被称为“高考移民”。

    自古以来,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老师的职责。李克强总理曾说过,“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诚哉斯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第一职责便是给学生“传道”。所谓“道”,社会上有多种角度的理解,在我看来,主要包含“学道”和“人道”——传授给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不懈探索的为学之“道”,教会学生尊师重教、德行端正、有所敬畏的为人处世之道。

    还有人虽然写了爷爷奶奶,但是只写他们老了还在做饭、洗衣,没有体现出青春的特质,只能勉强算及格。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后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按照我国的法律,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就意味着,如果房祖名在10天内不提起上诉,那么他在2015年2月13日后,将重获自由身。

    校服的质量和价格两者之间原本的内在逻辑关系人人皆知,按千年不变的一分价钱一分货,高价高质量低价低质量的定律看,问题出在了高价低质量,这就令人难以接受和理解。这其中有无猫腻,为什么形成如此状况呢?或许一个小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前十几年,笔者单位的一个“能人”通过区教育局的关系承揽了辖区十几个学校校服的生意,一笔下来赚了十来万,受到领导的表扬。底下私聊中得知卖给学生一套200几十大元,其成本不过区区百余元。简单一算盈利绝非十来万,“能人”说,盈利咋可能咱都拿走,局里和学校领导不给打点你能拿到这业务?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恰巧那批校服很凑巧地被单位的几个员工子弟穿到身上,洗了两水那纯化纤的面料起球挑丝原形毕露,家长无不骂骂咧咧。这可能是众多校服的一例,虽不敢说所有校服都有这样背后的腐败和猫腻,但也不能说全国仅此一例。邻居家宝贝女儿日前新领回来两套崭新的校服,看似不错,仔细一看光泽闪闪,用手一摸细腻滑溜,她妈妈说,纯化纤的,1200多,死贵死贵,在学校还不敢说。花这钱能在批发市场买4套……学校本是教书育人教孩子们学好向善之地,在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大潮冲击下也改变了模样,把原本高尚干净场所变成了掘金场,挣钱的狠劲儿和猛劲儿丝毫也不逊于无良商人,甚至比奸商更黑更狠。商人做生意挣钱还需本钱,学校无需本钱坐收红利拿回扣,也算是天下少有的暴利生意吧。这些,给孩子们心灵上留下的是什么?在学校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老师和学校各级领导一直高唱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培养思想道德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等等一套一套的,可这些校服里蕴含的肮脏龌龊给孩子们思想深处心灵深处留下的是什么呢?

    这几天舆论纷纷,一是常州学校毒地,伤害学生健康。二是蒙城学生打老师。

    早在暑期还未到时,家住武汉市武昌区沙湖附近的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夏妈妈已开始提前打听“小五班”培训报名事项,希望给孩子争取考入知名初中的机会。“孩子平时每周参加某知名奥数机构的培训,除奥数之外,国际象棋、英语口语、绘画课程等各项培训基本填满了日常安排。”夏妈妈对记者说,同事很多孩子都到国外去上学了,孩子将来要考国际名校,必须从小开始抓起。

    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他还说过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

    相较于枯燥的说教式、填鸭式的课堂爱国主义教育,互联网、新媒体形式的创新,内容的生动,更容易让青少年学生接受。没有了说教式的枯燥,排斥心理自然就会降低,像“小明”那样在轻松愉快中带你认识传统文化,通过游戏体验深化对传统与爱国认识的教育形式就会容易被接受,无论是学生与家长,还是社会大众都愿意点赞分享。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维持两人生活的唯一来源是老人每个月一千多元的养老保险。父亲治病的开销不能省,朱晓晖就只能去市场里捡人们不要的菜给父亲吃,自己则用咸菜就着米饭度日。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朱晓晖一直努力让父亲生活的更舒适些。老人因为心疼女儿,常常痛哭。

    1980年代教育公平并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显露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脑体倒挂、教师待遇低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但实际上当时农村学生辍学流失、危房坍塌、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在形式平等的外表下,基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开始出现,工农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如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982年,胡建华等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据北京招生办统计,1990年北京共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占78%,工农子女占21%。

    今年自主招生取消联考,以学校为单位考试,各校考试比较集中,“撞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蔡宜伦认为,这会让考生对大学的了解更深入,学校会把所招专业详细列出,这样选择会更有针对性,准备得也会更充分。另外,把选择权交到考生手中,这需要对自己的实力有所判断,能够对号入座,“这个预判和选择的能力应该是高中生必备的”,她说。自主招生调至高考后会让备考压力减轻不少,蔡宜伦向学长们取过经。由于自主招生与高考不是一个路子,高考前半年就要集中准备考试。如果像往年一样在高考前进行,又没有录上,势必会对心态上有一定的影响。她说,“去年看到参加自主招生的学长们有加60分的,也有加5分的,还有没加上分的,感觉差距很大。当时我就想要不要参加自主招生?在高考前先受次刺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行政力量对专业化招生的过度干预并未缓解高考招生工作的不公平,反而使得“腐败点”多年来难被攻破。保送、加分、比赛等高考政策叠加优越家庭的优势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单独招生引发的教育新腐败并不是杞人忧天。

    这年头,素质教育虽然提倡了多年,但是伤害学生尊严的教学方式时常出现。比如根据学生的成绩给学生发放不同颜色的笔记本,比如,让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穿红校服、戴绿领巾等,都是一种耻感教育或心罚教育,即老师的心罚教育便是在给孩子强加一种“耻辱感”,寄希望耻辱感能够调整学生的行为。而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这属于一种功利化的教育,是一种缺乏关爱的表现,在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下,哪有时间去搞什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莫不如将成绩好坏的学生“分门别类”地“贴上标签”,对其进行批量生产即可。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触及了许多当下城市家庭中的教育问题,拼智力、拼证书、小升初、上重点、学区房引发家长共鸣,“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话题也再次引发热议。在成绩、升学等现实“压力”面前,家庭教育能否处理好“成才”与“成人”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几年前,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250个招生指标,竟容不下11位天之骄子,不过,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及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收录。

    1985年,上海率先试行全市统一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改革高考科目设置,语、数、外必考,再结合政、史、地、理、化、生,共组成6个科目组。为此,上海高考单独命题,后称“全国统考上海卷”。高中毕业会考对于克服“片追”,纠正偏科,执行教学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效果。1990年,国家教委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试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同时,国家教委宣布,高考试行每组4科,共4组的科目设置方案,后称“三南方案”;高考内容在考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能力。由于社会各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对会考缺乏足够的信任,也由于“三南方案”个性过强而共性不足,国家教委于1992年宣布停止试行“三南方案”,于1993年开始试行文理两类的“3+2”方案。

    今年我省专门设立了“自主招生、试点学院、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录取”志愿填报栏,供获得上述招生类型填报志愿资格的考生,以及报考上海纽约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考生填报相关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29日。考生若同时获得同一所院校两种以上类型资格或者同一类型获得两所以上院校资格的,只能选择一种填报。对填报以上招生类型志愿的考生,如果达到规定的条件,在本科第一批批量投档前,由院校根据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对于不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院校会在规定的时间内退档,以便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参加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

  近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相继公布了针对农村学子的高校专项招生计划,各名校针对优秀农村学子推出多项录取优惠政策,释放了尽可能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以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这一信号。此项“善意的制度”是否有望打破近年“寒门难出贵子”的论断?如何将农村学子单独招生计划落实好、把教育资源公平的天平摆放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向高校寻找答案。

    李雯告诉记者,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到乡村小学任教,并不只是因为工资水平相对低下,立业、成家的困难以及文化生活匮乏等因素,都成为青年教师下乡的阻力。“很多年轻人其实不怕吃苦,但吃苦之后能得到什么回报?这才是他们所看重的。在硬件条件差、学生越来越少的乡村小学教书,他们看不到工作的价值,更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她还提到,年轻人长期在农村生活,能接触到的同龄人相对较少,难以建立稳固的娱乐、社交圈子,因此容易感到与现代社会脱节,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实施新课改的第三步是教师的教学能力必须提高,知识结构及待改善,相当一部分教师(自然包括本人)的教学能力达不到新课标改革的要求,例如: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课程资源开发、信息技术的应用等等,实际上相关的培训也不少,但不够系统完备,多处于表层的理论知识,多数中老年教师即学校的主力军,这方面的能力都比较缺乏,依然是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机结合。所以培训应该有教充足的时间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并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否则在课改进程中自然 会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实施者,这是造成教学改革缓慢,不能卓有成效的主要原因。如此类似的改革不同步应该还有许多吧,如教材、教育体制等诸多方面,因本人文笔较钝,就不在多班门弄斧 了

    付增民以前教文科班的数学,新高考以后,数学不再区分文理科,“对于我们班的孩子来说,数学本来就可能是弱项,这回内容和难度都增加了。”班里不少孩子在数学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仍然向他抱怨数学难,成绩提高并不显著,“对我来说,在数学的教学深度和广度上也要重新把握。”

    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青少年沉迷追星无法自拔,一次又一次击中人们心中的爱与痛。越过那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沉重叹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寻找悲剧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从而防范悲剧的再次发生。这一次,透过“爱明星胜过爱父母”,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影响。

    多省也在逐渐改革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这一点,江苏高考考场作文的实际,足以作为明证。据2013年6月20日的《扬子晚报》有关现场阅卷的情况报道,由于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小小的蜡烛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受这句话的‘启发’,差不多有七成的考生都在论述‘小与大’的关系,虽然也算切题,但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大路货,而且大多考生写的枯燥乏味,很难得到好的分数。

    北京市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刘校长认为,高校给师范生提供教学实践的时间太短了。仓促之间,根本无法考察出该生是否适合做教师或者是否已经具备做教师的潜质。因此,建议师范院校要形成一套完备的教师培养、考核、实训机制,为社会输出合格的教师人选。

    所以,笔者强烈呼吁:高考不管谁命题,都一定要“接地气”。

    选择性教师培养模式现已成为替代传统教师教育项目的一种有效策略和新兴的教师培养模式,被称为“美国教师教育的第二条道路”。该模式强调中学教学岗位面向所有取得学士文凭且具有教学潜力而又愿意当教师的人,无障碍或低障碍地进入教师职业,取消传统教师教育的各种规则和标准,赋予中小学校更多的自治权,他们可以直接决定教师任用与否。

    从学校教育方面看,也形成了由于初二学生已经退出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又还未建立而造成的薄弱环节。

    有媒体报道说,仅就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尤其是经典阅读现状看,我们的学生和美国学生比起来,有不小差距。美国大学生尤其是名校生们,阅读虽然也涉及流行读物,但对于经典哲学书籍尤为偏爱,柏拉图、霍布斯、马基雅维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以压倒性优势高居美国高校阅读榜单。但类似经典书目,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著作,却很少出现在中国大学生的阅读榜单上,我们不少学生阅读榜单上出现的是《平凡的世界》《盗墓笔记》《冰与火之歌》等当下的读物。针对这一现状,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大学生们较少阅读有国际视野的书籍,较少阅读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视野偏窄,而且名校和普通高校学生阅读差异不大,“与营造领袖之才的目标尚有距离”。这个阅读落差不可谓不大,比技术的落差更令人忧虑。

    小梁属于坊间所说的“三清团”,本科、硕士、博士全在清华大学就读,还曾获得2011年CCTV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铜奖、2013年北京市大学生戏剧节最佳男演员、清华歌手赛第一名,多才多艺不遑多让。如此优秀人才何以在找工作问题上陷入“没想法”的境地,还遭遇“导师”的拒绝?有人归之于小梁本人智商高、情商低,也有人归之于小梁没有真才实学。其实未必。

    推进“2011计划” 启动高端智库建设 

    “工作报告中提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要找准学校定位,就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教学、科研、育人工作,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然而,拿这个例子来证明“教师应该偷懒”却很不准确。如果这样不作为也能成为优秀教师,那只能说他运气好到极点。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不那么优秀的学生,这样的教师采取这样的做法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四,作为老师,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家长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同时,又必须指出,家长不宜在孩子面前随便议论老师,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有损于教师的威信,归根到底,还将有碍于孩子接受教育,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进步。

    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央视推出《工人诗篇》与《大国工匠》系列节目。这一群劳动者,他们的成功之路不是上名高中、进名大学,而是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他们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因此,从国家战略发展趋势来看,选择合适的职业院校,学一门技术,当一名高级蓝领,也是不错的选择。

    6、检—检测反馈

  前不久,教育部通报了上半年发现的5起教育乱收费典型问题,超级中学衡水中学因违反“三限”政策招生在列。有舆论解读,这传递出教育部门治理超级中学的信息。

    中学英语考试降分是否会给孩子们减轻学习负担呢?朝阳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原主任诸平认为,目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原因很多。教育主管部门在行政层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低年级学生不能留作业,不准补课等等,控制学校的作业量。但现在很多负担并不来自学校,而是家长。可家长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与目前整个社会环境、劳动就业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每个孩子在童年时代,经常被问及未来志向。孩子们的回答可能五花八门,老师、医生、科学家……不过,长大后真正面对专业与职业时,却不知如何抉择。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化育天下风气,引导人心向上、向善、向美。哲学家冯友兰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与西方文化“智”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尚德”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与核心,“德”不仅催生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成为中国文化永恒的母题。

    以前的老课本讲“人之初,性本善”。最初的课本其实就是讲做人的道理,西方的课本也是一样,通过讲做人的道理来教孩子学知识。我们的小学老师不要排斥西方,也不要把东方看得多糟糕,要让他们孩子在上学的第一天就不排斥东也不排斥西,在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知识中吸取营养。小学生的求知欲很强,让他们学会玩。初中的时候让学生博闻强记,因为这时候是他们记忆力最强的时候。高中阶段很容易迷茫,考什么大学、专业,到底要做什么,老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帮助他们找到未来感兴趣的东西。学生找不到,就要鼓励他,告诉他们没关系,有一天会找到的。到了大学,学生要不断完善知识结构。这些都是一以贯之的。整个教育体系要从这儿重新梳理一下,中国的教不差,中国的育当年也非常好。但如今我们的育有点薄弱,应该不断努力赶上去。

    在王蒙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时间轴上的制衡,还有一个体现就是“我一直说,考察一个干部起码要看32年,‘河东’时不错,突然‘河西’(指大局势变)了,(他是不是)趁风作乱,出卖朋友,不忠不义,这些等到‘河西’时我能再看一段。所以说,任命干部真得54岁以后(22岁大学毕业,再看32年)”。

    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改革,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都是真正的难点,是个知易行难的问题。由于升学考试的高利害性,综合素质评价的“保真”和“可用”成为一对矛盾。一些地方的探索显示,当它不与升学挂钩时真实可信;一旦挂钩就容易失真而不可使用。完善这一制度,主要靠地方的探索实践。

  

 

 

        海事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