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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15日 13:12

    1个“改变”:考试内容和要求中对“初步的分析概括能力”的解释,由“能从大量的物理现象和事实中区分有关因素和无关因素”改为“能通过已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证据),对大量的物理现象进行简单的归类及比较,区分有关因素和无关因素”。

    预计今后断句题和翻译题会增多,虚词等的知识性的考查相应减少。现在的文言文命题也是套路化,大都是以“读通”为标准,这对教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把文言文当成“死语言”来教。文言文命题应当多一些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多一些文化意味。近年有些省市的文言文命题有创意。如2012年浙江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让学生谈两种标点方式反映出的孔子对人、对马的态度,并要求谈对后一种句读的看法,就不满足于“读通”,而有文化思考。这就是一种改进。

    道德加分引发教育公平忧虑

    “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明确‘动谁的奶酪’,又要‘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苟仲文说。

    须厘清的是,让孩子接受怎么样的教育,如何使其成为合格公民,家长没有唯一的解释权和决定权。近年来,类似“北大MBA夫妇带女儿隐居终南山编读经典”的新闻越来越多。一些人在看到这样的消息时,居然还有点羡慕,认为父母让孩子远离了学校的“应试教育”,这种想法是令人担忧的。其实,在这种教育条件下成长的孩子,多数只是家长偏执理念控制下的可悲试验品。

    然而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升职数月,她每次遇到我们总是感叹:事情多死了,我都忙死了,我快顶不住了,我都忙得没时间改作业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每当我听完这些话,我总是习惯地打击她一下:我都不知道你每天都忙些什么?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忙成这样?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

   一年一度的高考(课程)又要到了,围绕高考的话题肯定将多起来。

    教育必须耐心。

    我们的思维看不到,听不见,任何人都无法感觉到它,但它们却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据了解内情的人说,现在高考命题基本是大学教师“独当一面”,只是象征性邀请一些中学老师。大部分一线教师只有看题做题的份,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这直接造成了高考命题与中学教学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如果自认为高考是大学选拔性考试,就可以不给中学老师“话语权”,笔者总感觉这是行业内的一种隐形歧视,长此以往对基础教育绝对不利;因为大学选拔的对象毕竟都是中学的教育对象。平等合作,共同命题,其结果才能相得益彰。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明年,浙江省将迎来试点改革后的第一次“新高考”。高考改革的试点实践中有何收获和难题?高招录取又有哪些变化?本版推出“关注高考高招改革”系列报道,先来看看早走一步的浙江教与学的变化。

    “我觉得自己就像‘小白鼠’,有些迷茫”,谈起高考改革,施灵脱口而出。虽然高考对她来说是两年之后的事,但她要在这个7月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哪3门选考科目。

    我国自主招生试点启动于2003年,目前试点高校共90所,招生人数约占试点高校招生总数的5%。高校自主招生的本意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近年来,这项政策逐渐走样:招考信息全凭高校一家之言,部分名校提前签约“掐尖”,部分名额成为“权力招生”……  

    7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袁贵仁]:

    教科局对校长的压力,最终传导到一线教学。不止一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经常有校领导在上课时间站在后门向教室里张望,“很不自在。”

    高考作文“四步走”

    据了解,深圳将组织市、区“年度教师”,在市内外巡回演讲,交流分享,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智慧。同时将支持市、区“年度教师”著书立说,总结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经验,以此扩大“年度教师”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或许这些正体现了评选的价值,就是让社会认识教师职业,鼓励更多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

    6月10日至22日,高校考核,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

    正如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尽管高校的体量大了,但内涵与质量的提升还与预期有差距;高校里的大楼多了,但大师依然寥寥;对大学实验室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多了,但能够在国际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力,甚至影响整个人类生命进程的重量级成果还很鲜见;建国际化高水平大学的声音越来越高,但细细思量,校园内的踏实和沉静却越来越少……更需要重视的,是一些大学为了保持这份所谓的优越感,势必去追求数字的好看,一味追求SCI、SSCI及各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招生季掐尖、非理性竞争生源,片面追求学生的就业率,甚至出现了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将大部分精力浪费在了“面子之争”,却忽视了扎扎实实的“里子建设”。

    简单地说,成功的要诀就是坚持,就是始终坚持。

    新闻背景

    调整高考加分政策,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而且这种调整还会持续推进,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高考加分政策调整赢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对于目前仍然保留的一些高考加分项目,加强审核把关至关重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民族、体育、科协等部门加强对申报高考加分考生及其项目的联合审查,确保高考加分政策的公平公正。

    年级组或相关处室要进行质检并签字。同时,要求学生自主收集做错的题,形成错题集,对易错重点知识反复训练。

    各地也在强调降低中考难度,全面取消“超难”试题。通观类似改革,那些重点高中,常常率先反对既而以竞赛选拔或自主招生的方式干扰中考改革,直至改革半途而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行统考的政策约束下,各地一直不曾停止的“抽测”,实则就是统考。中考“消灭难题”的改革由来已久,指标也很具体,譬如全科及格率、平均分必须达到多少,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达标的。因此,只要升学成绩为“王”,则“难题”势必以各种面目出现;只要某一学段教育还是升学教育链条上的一节,则压力就无可避免地传递到每一个环节。身处其间的“学困生”的生存状态,常常被忽略。

    2010年,我来到南京石鼓路小学,带领学校所有的数学老师,沉下心来搞实验。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一个实验只是优秀教师能搞,一般老师不能搞,这个东西可持续性不强,将来也推广不了。我们的实践从取名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叫什么名称?我觉得如果不让孩子先研究、去学,那么孩子就难以展示他精彩的一面,个性化的创造就出不来。我觉得要先学后教,而不是先教后学。所以当时取的课题名称叫“先学后教,少教多学”。后来觉得不妥,少教多学是量上的规定,它还应该从质上来反映,又改成“先学后教,以学定教”。还是觉得不够好,因为它太一般化,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在这么说,没有个性。后来《小学数学教师》杂志在我校搞了一个“辩课进校园”活动,我们借此对名称进行了充分地研讨与论证:这一实验的亮点到底在哪里?研讨后发现,原来老师发挥的作用不是以前的替代,而是一种帮助、促进、催生,是在助推学生的学习。所以用“助学课堂”或者“助学法”更符合我们实验的旨趣。它既承认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明确了教师所应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它在本质上改变了教师的主宰、控制意识,改变了学生的依附、顺从地位;把机遇和挑战交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名称是后面出来的,实验的过程却是和老师们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在实践教学中往前慢慢推进的。

    编者按: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高考改革大幕由此拉开,上海、浙江成为改革试点。半年多来,两地改革亮点频出,不再划分文理科,部分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除了语文、数学、外语(课程)这3科外,考生可自选3门科目参加考试,取消一、二本等批次区别……在上海,高考分数高低,不再是唯一标准;在浙江,考生和高校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

    一是提高高中语文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比重。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及时调节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扩大高中语文教育在高考中的地位,提高高中语文学业水平考试在高考中的比重。二是高中语文学业水平考试与语文高考应实行功能区分。确保语文高考内容的综合程度和考核的能力层级明显高于学业水平考试,使作为“常模参照”的高考和作为“标准参照”的学业水平考试真正各司其职,互为参照,为高校自主招生提供考生完整的语文学习信息,实现语文高考改革和创新。三是语文高考命题应加大文化经典的考查力度。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加大对文化经典考查力度应成为改革的大方向。

    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就不能再用同样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待同样的问题,否则就是刻舟求剑。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和平稳定甚至是安逸的环境中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至少在数学和英文上达到了一定水平——相比一个世纪以前。换句话说,一个世纪以前的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数学或英文考0分并不稀奇,但今天,一个经历了12年教育的学生在高考中数学或英文还考0分,那就真的是稀奇了。至少说明他(她)没有学习或不具备学习能力。真正让我们忧虑的,倒是现在学生的国学功底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水平相差得太多了。

    学生最大的快乐是学习没有障碍并愉快地获得新知。学生的现实快乐的重要源头是学习轻松,且主要是心理轻松。心理轻松源于学得会、喜欢学,并不简单取决于投入时间之多寡。

    驾照考试中的“交通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满分是100分,合格成绩是90分而绝非我们习惯的60分,因为我们深知交通法规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高校课程都是60分合格,而毕业要求平均绩点所相当的成绩也不过是65分上下,因为考试只是一个检测学习的手段。但是如果这些刚刚合格的学生是未来的医生、教师的话,我们又怎么敢去托付自己和家人给他们呢?

    当前,全国各地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一直伴着各种质疑与争论。所有的改革都关系到利益的调整与观念的更新,因此也必然伴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听取不同意见,权衡各种利弊,择善而从,这是教育行政的应然之义。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探索与逐步完善,因此失误也在所难免。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并长善救失,这是有效行政的必然途径。(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刘长铭:有这种情况。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不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整个环节都出问题。应该认真反思我们国家的教育价值追求和教育价值观的问题。

    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已经很优秀很多人在当父母前都会说“孩子健康成长就好”,一旦成为父母,可能更多的期待就来了,希望孩子更成功优秀。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均将引入生源地政府部门对相关考生进行资格审核,由省校共同把关招生公平。此外,北大在初审环节和入选环节设置两次公示,清华表示将做到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初评结果、认定结果及录取结果全过程公示,接受各方监督。

    由于不是全国媒体集体行动,各地种种的“方法创新”没有机会集中展示,但仅凭上述学校和教师的“创举”,就不难想象现在稚嫩的学生已经被人为强加了多少不必要的压力。当然,其中有些办法有可取之处,比如引导学生间互帮互学,不但对学业有利,还能促进同学关系,培养乐于助人的精神。

    贵州,仍有600多万贫困人口;广西,边远地区教学点仍有9000多个;云南,2015年只有9个县市完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每一位来自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厅厅长心中都有一笔账。

    在他填好志愿的第二天,班主任就“上门”说服他报考北大医学部。“班主任其实也不想强迫我报北大医学部,但是校领导一定要我报这个。”李志远说。

    今年的试题整体上呈现 “承前启后”的味道。作文更是如此。“承前”主要表现在仍然是新材料作文,内容是在信息时代下如何认知自然与人的关系,在感性与理性的认识中去阐释 “近”和“远”。思辨性一直是广东高考语文作文的一个突出的特征。2014年的“胶片与数码时代”,2013年的“富翁捐款”,2012年的“生活的时代”都是有不同认知的材料可供考生多方位去思考,凡事一个角度切入而又能比较理性思辨的作文都会有高分,从这点看2015年的“感知自然”具有承前的味道。在立意上可以写“在信息时代中人如何更好的认识自然”“感性与理性中的自然美”“远与近的自然风景”等,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学习中对自然感悟来表达对人与自然相处的思考。

    高考加分政策减多项?

    新西兰实行“整体语言教学法”,让儿童在阅读中提高阅读能力,通过阅读上下文推测出单词的意义,从而记住它们。通过阅读提高写作能力,把阅读和写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初期的作文强调文章的思路和意义,而不拘泥于单词的拼法和文章语法。

    【解读】自主招生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偏才怪才”。这次改革通过合理确定考核内容,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尤其是2015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统一高考后进行,确保公开透明,克服“掐尖”、“小高考”等弊端。

    在最后的尾声环节—“强”,同学们可以听到来自震后藏区孤儿的讲述,他们在志愿者张家振的带领下走出家乡、来到武艺班学武术,并逐渐摆脱阴霾、自信起来。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的前途命运,所涉及的利益也最为复杂。教育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教育公平无法一朝实现,而需要一点一滴的不懈努力。当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这些问题都无法短时间克服,当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一时难以改善,四所高校在录取环节的政策倾斜,可以说实现的是结果公平的“矫正的正义”。而不是一些人所质疑的,资源向农村户籍倾斜,是“用不公平去对付不公平”。当更多高校参与进来,更多举措配套跟进,公平的鸿沟就会在一砖一瓦的构建中逐步弥合。

    谷振诣告诉记者,第一道障碍的解决,取决于教师们自觉自愿,肯做不能发论文的“无效劳动”,这取决于最重要的师德;第二道障碍的解决,取决于教师们能否沉下心来,“花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知识”;而第三道障碍——测试,因为要求的门槛最高,国内尚无任何教育科学研究院、考试院有这方面成形的研究。“即便国内一些专家声称自己能做测试方面的培训,也是把传统知识性测试贴上能力测试的标签,新瓶装旧酒。”

    “两个月从学渣到学霸的蜕变”、“一对一培优,全面提高成绩”、“名校教授为你私人订制”、“暑假不学习,落后一大截”、“多轮课程滚动开班,孩子随到随学”,在武汉市江汉路附近,有不少人在派发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教育培训机构宣传不实、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十分突出。

    据说这年头有孩子的人一起吃饭,基本是三句不离孩子,据我观察,如果孩子已经上学,那么大家最容易统一的话题就是骂老师,要不就是老师向学生索要礼物,要不就是老师因为家长没送礼而欺负孩子……我当然不否认有好老师的存在,但在当下,好老师的存在往往变成一种悲哀——他即使再优秀,也要为不争气的“队友”背黑锅。

    当前,全国各地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一直伴着各种质疑与争论。所有的改革都关系到利益的调整与观念的更新,因此也必然伴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听取不同意见,权衡各种利弊,择善而从,这是教育行政的应然之义。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探索与逐步完善,因此失误也在所难免。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并长善救失,这是有效行政的必然途径。(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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