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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13:35

    在日常生活中,谁都以为自己懂教育,这是不争的事实吧。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误以为”。

    科技的进步也是老师不再那么受待见的重要因素。在信息闭塞时代,你不听老师听谁的?可在网络时代,知识日新月异,你可以迅速学到大量知识,而你的老师也许早已落伍,更不再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同大家见面,共同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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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线录取 考生高考投档成绩须达到当地同科类本科一批控制线

    对于如何遏制替考等高考作弊现象,媒体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要加大处罚力度,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均认为“替考入刑”迫在眉睫;其次是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监管不能缺失;三是严查教育系统内部人员参与作弊问题;四是遏制网络售卖作弊工具、提供作弊信息等行为;五是加快高考改革步伐,拓宽人才选拔渠道。

    三是高校组织惰性。上轮评估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施行的,高校处于某种被动与服从状态。而在审核评估中,高校要从被动转为主动,评估动力主要来自校内,评估是为了保障和不断地改进本科教学质量。就高校而言,能否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审核评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从被动转为主动,即从“要我评”到“我要评”,从评估是为了完成任务到评估是为了保障和不断地改进质量。

    推进的办法就是试点推动,典型示范。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二十多个省、两百多个学校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转型试点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们教育部门会会同有关部门,第一,加强指导,第二,给予支持。第三,总结推广。我们的希望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来形成一个良好的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来提高我们适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质量。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会把这件事情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得我们高等教育既有世界最大的规模,也有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结构。当然最终是要有世界最好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推进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考虑。谢谢。[15:57]

    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它和词典一样,都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可比,理应以更高标准对待,尤其是对一些知识性差错,更要实行零容忍。

    和一般辞典仅仅简单标注词条的音和义不同,《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的每个词条,都有一个相对较早的“生日”。查看辞典,会发现除了媒体是新词的诞生地,作家文人等几十年来贡献了大量的新词新语。

    曹勇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迷惑于华美的言辞,关键要看后面的思想。

    我以为不然。因为笼统、抽象地谈论分权与集权没有什么意义,分权与集权怎样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组合、如何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间组合才最有效力,要根据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确定。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政府公共权力的配置与使用应该服务于教育目的,应该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变化2

    依法治国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主题。语文虽然不同于政治,但在试题中蕴含依法治国,为将广大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助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全国一卷作文题“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时接电话”,语用题涉及《食品安全法》,湖北卷文言文阅读谈“廉吏自古难之”的廉政话题,重庆卷语用题《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内容,都引导学生对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思考和感悟,无疑有助于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遵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5重点培养高效课堂的典型(包括教师和班级),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在高考指挥棒的左右下,一些内容空泛、辞藻华丽、晦涩不通、无病呻吟的中学生作文被冠上了优秀作文的名号,于是乎,中学基础写作争相仿效。中学生写作不去表现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生活,不去展现生活中千姿百态的美,而是像一个老学究一样坐在书斋里“掉书袋”,这是教育的失职,也有高考的误导。

    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打破“唯分数论”,实施“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评价机制,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这一改革有利于科学地选拔人才,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将会对高中教育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也将给高中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

    艾瑞深研究院对于“高考状元”的持续和跟踪调查以及高考状元的新闻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笔者看来这和我们的“高考热”、“高考情节”不无关系。在众人眼中,“状元”作为高中时代的佼佼者,以后踏入社会,也定应该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然而,事实却令众人大失所望。众人的失望和不满情绪的产生与我们在评价人时的标准相关。确实,不能否认的是能够成为“高考状元”的人一定有着超出常人的坚忍不拔并且持久的耐力。但是,仅仅凭借一纸试题,就以一种应然的姿态把全部的期望寄托在这些“状元”的身上实在有失偏颇。

    第二,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的内涵,就是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根据《决定》的改革新举措,一是要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建立国家、省、市(州、盟)、县四级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委员会及日常办事机构,将政府业务部门监督评价职能调整到督导部门,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建设专兼职结合的督学队伍,提高督导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新机制。二是要注意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估监测中的作用,进一步调动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性,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监测教育质量,适时将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之中,作为完善评估监测制度体系的重要运作方式。

    在演讲中说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习得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

    只要稍稍琢磨一下沪浙两地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就不难发现,其中还有很多硬骨头需要啃。比如,未来高中教育如何摆脱围绕“应试”来组织教学的模式,选考科目的教学如何满足学生自由多样选择的需求,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又如,高等学校如何来设定专业选考科目以及门槛,如何运用多样信息来考察选拔学生,都是全新的课题。再如,政府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如何保障这种评价的公信力,也是人们拭目以待的。改革成果需要具有可复制性,才具有普遍价值,这更是改革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深层次问题。稳中求进并不是走半步、看一步,左顾右盼,畏首畏尾,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推进有内涵的改革,使改革可持续,最终推动整体的改革。

    对一些地方性加分项目,如地方性体育、艺术、科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意见决定予以取消;对确有必要保留的地方性加分项目,意见要求要合理设置加分分值,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区、市)所属高校在本省(区、市)招生。

    上海交大还明确规定,推荐材料需由推荐人或者推荐单位用信封密封且在封口签字,力求保证推荐材料的独立性和公平公正性。

    教学楼内空气质量保障纳入办学标准

    艺术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平衡与和谐,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大的方面上,要宣传艺术教育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具体到个人,艺术教育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影响一个人无意识的层面,而这是德育和智育难以做到的。

    补上人生规划这一课

    自2013年起,马敏发起并参与了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雷万鹏教授主持的农村教学点发展调研项目。调研发现,我国城乡小学之间巨大的数字鸿沟远非教育信息化就可填平的。

    叶朗表示,这样的所谓作品将难以增加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和中华文化根基意识,也难以激励年轻一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样的作品,可能在价值内核上迎合了西方某些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曲解,但从根本上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不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

    有的家长可能认为在高考最终“一锤定音”的大环境面前谈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终身竞争力”有点太“奢侈”,其实这种认识还是把教育看成了带有功利性目的的活动,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说,“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得到自我完善,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单一社会评价体系中,应试教育的大环境让教育中的功利化、竞技化色彩越来越浓”。而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是小学阶段面临的小升初,还是中学阶段面临的中考,甚至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里,幼儿园小朋友还要面临淘汰竞争氛围极为浓厚的“幼升小”选拔,进行所谓“择优录取”。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以“竞技”为手段的功利化教育模式和氛围,让很多孩子从小就失去了天性和童真,过早地进入到消磨个性和创造力的课程设计中,这无疑让本就缺乏个性教育传统的中国教育雪上加霜。

    我曾去过一个县级市的剧场,那里的音响设备可以为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使用。但是,这只是一个县级市,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何年何月才会到这里演出呢?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文化建设只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在这座剧场的附近,还建有巨大的博物馆、图书馆与运动场,这些建筑物合在一起,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文化广场”。我向那里的居民打听,一年到头,来“文化广场”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多,很多设施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

    当然,由于作文材料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容易做到“审题无对错”,但“立意有高下”。

    这个故事中的父母,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们对孩子的要求确是“因材”而异,在很多家庭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情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一、 流行化。

    “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

    面对今天中小学的文学教育问题,李敬泽认为,原因不仅仅在学生身上,老师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现在教育者自己心里完全不知道我到底要把什么教给你,甚至荒谬到老师还得征求一下学生意见,你喜欢周杰伦那我给你来篇周杰伦,五千年来没有人这么搞教育。”面对当今中学教育的文本,李敬泽强调,当今的文学教育应当建立在文化传统和文化基本认同基础上。

    数据显示,“阅读型”家庭子女成绩优秀的比例更高。闲暇时父母经常“读书看报”的家庭中,其子女成绩优秀的比例为31.31%,高于“看电视、玩电脑、手机”(27.43%)和“朋友聚会、打牌娱乐”(24.90%)等家庭。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2014年4月7日至11日,郝金伦亲自带队,涿鹿县教科局一行28人到河南省西峡县学习“三疑三探”。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中学有可能演化为“特色”鲜明的专科学校

    我从来不否认我曾经学习过的那些标本课改样式的确各有其先进性和可操作性,有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及精髓,因为这毕竟也是诸多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的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发展,有利于培养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学生。可是,当我学习时,由于个人资质不甚聪慧,所以,我常常被模式化。“先学后教”,在课堂上学多长时间,教多长时间,得有严格的限定,超时,就是不合格课堂;“杜郎口的三三六”模式,没有学生主讲的课堂,没有板书问题的课堂就得不断学习,不断改进……

    由此可能出现的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大学所要求的科目高度集中,例如工科院校要求物理、化学和生物,文史类院校要求历史、地理和思想政治——在目前中国大学教育高度同质化的情况下,这是很可能出现的现象。因此,大学提出科目需求的意义并不大——那么,中学仍旧会将资源投入到这6个传统科目上。所谓“文理不分科”就成了纸面上的表述,中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会“文理分科”,而且可能分化得更为严重。原因很简单,分工产生效率。资源越是集中到某一学科,专业化训练程度越强,学生所取得的考试成绩就可能越高。

    求索:将民办教育工作纳入施政视野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钱理群说的:“北大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荒唐在哪里了。

    说了菩萨,咱说点低端的。不可能人人都是菩萨,菩萨也是从人做起的。说三点:第一、不要树立典型违反人性的教师典型。什么深山一呆多少年了;什么老爹老妈病危守着高三毕业班坚决不回去了;什么上晚自习耽误孩子的病情致使孩子耳聋了。这些违反人道的事情不要宣传。

    高等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普遍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在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过去是面向少数人的高等教育,现在面向大多数人,所以这两种教育模式应该是很必要的,加上目标,加上内容,现在只有一种数量的扩张,量变没有引起质变。我们的教育内容、架构、目标、课程都还是层层相应的。

    这位多年来提倡文学教育,提倡在语文中关注思想、情感、品德和审美的语文特级教师,冒了酷暑,跑了几千里,最后笑着说:他请我来捧场,实际上是请错了人,他可能只看到我在江浙一带的名气,并没有认真了解我的观点。其实我是提倡文学教育的,在小学阶段,民间歌谣在内的民间文学教育,是语文课的重点,也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在我看来,“纯粹的”“干净的”语文(真语文),并不存在。在没有学校教育的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正是通过民间文学实现了心灵的塑造,让华夏民族成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民族。在石家庄的这个活动上,我讲了一堂民间歌谣的小学语文课,他用两节课的时间给与会老师们“消毒”,他不高兴,我也不开心。总之这趟石家庄之旅,让人扫兴……

    高校改革要“从量向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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